回到现实

巴黎一再击碎我的自我确认，除了简陋的条件，巴黎人的态度也很简慢。超市的服务员没有微笑，地铁的售票员缺乏诚意，就连花钱做一回顾客没准也要经受侍者的忽略，除非你去高级餐馆享受代价高昂的优质服务。回到宾馆也要受气，洗澡间里竟然没有浴巾。我去底楼向前台服务生交涉，我也不知道浴巾怎么说，就说我们缺两块towels，他大惑不解地问你们不是已经有两块了么？我只能说需要另两块for body。于是我真地拿到了两块洗脸毛巾。不要紧，在学校我就是用洗脸毛巾擦身体的，我想他不会不懂for body和for face的区别。不过后来几天，洗澡间里浴巾保持正常供应。我怀疑他没弄懂我的意思，因为他问我为什么再要两块的时候，竟然嘴里蹦出了how……why you want来。如果是第一天那个小姑娘可能理解力和耐心会好一些，因为她回答问题总是和我一样生怕讲错话似的小心翼翼。当天晚上我被楼上一群小孩的吵闹声惊醒，然后还听到了隔壁房间的打鼾声。我突然觉得自己置身于《围城》里的“欧亚大饭店”。早上起来妈妈告诉我她昨晚跑上去把那帮小孩骂了一顿，早饭时我看到了这群小孩，一律黑褐色的蜷发，吃饭时放声说话，倒像流浪的吉普赛人，却有一个领头的老人，就像《佐罗的面具里》的老年佐罗，所以我又怀疑他们是西班牙人或是西西里人，但我又觉得他像《雾都孤儿》里的老窝主，如果他突然停下手中的活，那群小孩一定会立刻安静下来。同时进餐的还有sunnytour的同行者们，这使我感到我多少还在文明世界里，虽然他们都是海盗的后裔。

今天的目的地是巴黎圣母院，妈妈所谓的notsa-dam，以及我至今不知道中文名字的Conciergerie和它的小教堂（chapelle），还有德赛博物馆（musee d'orsay），那里有最集中的印象派大师的作品。巴黎圣母院（notre-dame）的队伍很长，妈妈去过一次了就到小店里去帮我买明信片。因为要限定参观人数，点着人头放行，所以我足足排了半个小时。突然排在我前面的两个亚裔女孩点着我的挎包说“your pocket!”，我这才发现我的挎包正在打哈气，嘴里吐着各种颜色的钞票和磁卡。拉好拉链，道了谢，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她们又开始讲话，我猜是日本人，因为她们的头一冲一冲，亚洲人之间用另一种欧洲的语言交流也满讽刺的。讽刺不限于此，还有一次在咖啡馆的厕所外，一个东亚人抢先一步冲入厕所，然后说了一句法语，我猜是致歉，不大可能是“澳嫂让开”吧==另外一次就是在罗马废墟边的厕所，由于门的插销坏了，一张亚洲人的脸探进来，然后蓦地变色，连连哈腰，并曰sorry。又是利邦漆呀。而中国人就能很容易从我的脸上找到认同感，每次张口就对我开粤语，那表情就好像我应该听得懂似的。辜负他们了，小生只打官话，还有“泰西官话”——英语。玩圣母院就是爬旋梯，然后上楼顶，看一眼那口钟。然后提供你一个在市中心眺望这个繁华世界最壮观部分的位置长达十五分钟，等着被管理员催着赶下来。

我们从路边下到桥下，沿着塞纳河的堤岸走，我们从一座座著名的桥下穿过，看着游船开过，带出一排排涟漪，滑到我们的脚边。这里是个隐蔽的场所，我们坐在堤岸边的阶梯上开始进食。由于我们要省钱上饭店，所以平时就吃得很随便。食品是自制三明治，感觉就像春游秋游的学生一样。我漏下一粒珍珠米，飞来一只麻雀，于是我开始积极地漏。麻雀让我体会到了久违的友好，使我乐于暂时远离头顶上的繁华世界。

前面那座桥上去，就是Conciergerie，是一座位于市中心的城堡。那里最早曾是法王的宫殿，大革命时期又变成了临时政府关押犯人的地方。在城堡的二楼就是监狱，专门关押政治犯，大部分是贵族。国王用巴士底狱关押政治犯，最后他的夫人被人当作犯人关在这里。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错层是革命领袖罗伯斯皮尔的监狱，当年就是他热衷于将国王和王后推上断头台，而自己最后的时光却在这里度过。王后则关在他下方的一个独立房间里，他们的游魂可以每晚在这里相遇。罗伯斯皮尔以人民的名义处死了那对伉俪，最后又在人民的呼声中倒下，为什么人民的判断可以如此前后矛盾？人民是谁？谁是人民？我觉得历史应该收回这个群体的裁决权，因为这个群体从整体上看就像是一个缺乏判断力的精神分裂者。低智商的他只能作为傀儡，被别的力量以他的名义左右他。既然人民名实不符，为什么和其相对的国王和王后就要名实相符？如果人们意识到他们仅仅是一对被推到历史浪尖的夫妇，尊贵的头衔不过是与身具来无法更改的累赘，还有什么必要非得把他们当作民族命运的替罪羊呢？所以我觉得罗伯斯皮尔的死是一场胜利，给那些躲在“人民”背后者的身上抽了重重的一鞭。出了这个可诅咒的监狱，是一处小庭院，中间有口摇井，听说犯人在被送往刑场之前可以在这里梳洗一下。我没有梳洗，就离开了这栋建筑。

塞纳河一直往西走，就是法兰西学院，这里面的人可以就刚才的话题给我聊上一整天。过了法兰西学院，再过两座桥就是德赛博物馆（musee d'orsay）。这里摆满了我喜欢的印象派的油画，我在sisley,pissaro,manet,renoir以及monet的画作前驻足留连，然后迅速走完二十世纪新产生的那些流派比如现代派（我不懂，无法确定他们的派别归属）的展示区。在底楼的礼品店里挤满了参观完的游客，我看中了一本关于欧洲园林的书，于是妈妈在取钱的时候发现一个皮夹子丢了。然后我们被拦在礼品店的入口，当妈妈急迫的语流中出现stolen这两个音节时，入口的工作人员立即把嘴巴张到最大；我们被领到了问询处，因为那里的小姐英语较好，当小姐得知妈妈丢了将近300欧元时，在立即把嘴巴张到最大的同时还表示了极度的惋惜；于是我们被领到礼品店的出口处，等来了拿着报话机熊一般高大的保安，保安让我们站在角落里，做着记录，并承蒙他让那个小姐翻译给我们说，你们已经in security了。我们确实安全了，确实再没什么好偷的了。我的直觉和他们的办事效率告诉我，事态的发展停滞了，不会再有新一步进展了。我拿出我们旅馆的名片交给了那个小姐，然后抄了姓名和房间号。小姐的表情很扭曲，连声说着抱歉，可见她比我还紧张。

我们没有表情地离开了博物馆，在这浪漫之都的夕阳下，我们沿着塞纳河找着最近的地铁站。我们走累了，在岸边的长凳上坐了下来。面对塞纳河，不时有悠闲的溜狗者和昂首阔步的跑步者从视线里经过。我觉得这个城市真的很陌生，包括正在五色斑斓着的晚霞。300欧元，并不是我们所有的钱。妈妈本打算用这笔钱改善饮食的，丢了它无非不能去餐馆。可是丢了这些钱，预算就突然开了个大口子，我们只能缩紧裤带熬过剩下的几天了。我们必须顿顿吃简易三明治，不能买太多纪念品，更别提奢侈品。一下子，从小康跌入困顿，我突然发觉我回到了我的本来状态。妈妈问我饿不饿，于是我们就着塑料袋把剩下的三明治全吃了，一边吃一边有巴黎人从视线里经过，没有一个朝我们望哪怕是一眼，也幸好没一个看到我们在吃晚饭。这时，我们的凳子往后一沉，我身边多了一个肥胖的老太婆。她一身碎花连衣裙很难看，头发乱糟糟，坐定之后她叫来她的家人，于是凳子上又多了一个人。她招呼家人的时候，讲的不是法语，粗声粗气。他们是不是看我们一脸落魄相，放着胆来侵占私人空间？不，是怀着充分的信心来分享我们的空间。沦落到这种地步，我们离开了座位。

回旅馆路上，我觉得破旧的地铁车厢像是在嘲笑我一样，就像野马在挑衅生手，又像蹩脚餐馆的招待欺负新主顾。我们不是身无分文，不过这和没钱没有区别。有钱指的是有闲钱，填饱肚子用什么手段没人管，挣钱活命和乞讨是一样的窘迫，都一样地被捆住了手脚，没闲钱就是没钱。没钱的我，不能再按照有闲钱时候的规则做游戏了。没地方去的我们，早早的回到了我们的客栈避难所。